ag亚游集团:四种路径追逃海外贪官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业务探讨 | 国际追逃追赃的机制与方法
9月11日,“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黄平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黄平作为第60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其成功归案再次彰显了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新时代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了帮助广大网友深入了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有关机制与方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陈一峰副教授。
问:目前与我国有关的国际追逃追赃公约、文件主要有哪些?
陈一峰:目前,有关国际追逃追赃的全球性的多边公约主要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另外,有两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文件,即2014年11月7-8日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和2016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这两个文件在追逃追赃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除了上述多边公约和文件,我国还签订了相当数量的引渡条约和刑事司法协助协定,这些协定和条约对提高国际追逃追赃效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问:国际追逃追赃合作的有关工作机制主要有哪些?
陈一峰:目前,国际追逃追赃合作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托国际刑警组织平台建立的工作机制,另一种是由我国直接与其他国家建立的双边工作机制。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成立于1923年,拥有194个成员国,以全球范围内国际警务合作和打击跨境犯罪为宗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依托国际刑警组织,各国可以开展联合侦查,开展反腐败工作层面的警务信息沟通、情报分享,有力推动各国反腐败境外追逃追赃工作。我国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双边执法合作机制。比如,2010年中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骑警签署了《关于打击犯罪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加强执法领域的合作,确认了包括侦查和打击犯罪的信息交换、在确认和查找犯罪嫌疑人时相互协助和提供信息、协助查找涉案物品在内的广泛合作机制。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也与多个国家的反腐败和执法机构签订了反腐败执法合作备忘录。
问:在国际追逃追赃的有关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专业术语有“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起诉”等。请您结合具体案例介绍一下什么是“引渡”“遣返”“劝返”和“异地起诉”?
陈一峰:在引渡、遣返、劝返、异地起诉这四种方式中,引渡是开展反腐败境外追逃中最正式的渠道,遣返、劝返和异地起诉都是引渡的有效替代措施。
引渡,是指根据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为基础,向外逃涉案人所在地国提出请求,将涉嫌犯罪人员移交给国内进行追诉和处罚。引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限定条件,在两国的行政合作之外,需要先行经过被请求引渡国司法程序认可。比如,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引渡的第一人姚锦旗,此人是浙江省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涉嫌受贿罪,2005年12月出逃。2018年10月3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旗发布红色通缉令。10月17日,保加利亚警方根据红色通缉令抓获姚锦旗。11月26日,保加利亚索菲亚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同意向我国引渡姚锦旗,其依据是中国和保方于1996年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
遣返,是一个移民法上的概念,是指当出现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移民等违反一国国内移民法律规定的情况时,该国主管机关剥夺其居留地位并遣返至其原籍所在国或第三国的一项制度。遣返的适用,不以两国之间有条约关系为前提,属于东道国自由裁量的范围。遣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结合,就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境外追逃手段。例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犯罪,于2003年出逃美国;
2018年7月,被美国判发遣返令强制遣返回中国。
劝返,主要是指对外逃人员进行说服教育,使其主动回国,接受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外逃人员主动回归、自首投案,将节约很多司法资源,在我国公布的百名红通人员中,不少被追逃回国的人员都是使用了劝返的方式。比如,吉林通化金马药业公司原董事长闫永明2016年从新西兰被劝返回国投案自首。
异地起诉,是指在我国因为客观障碍无法行使对外逃人员所涉案件的管辖权时,通过支持外逃所在地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和我国提供、移交的证据,对我国外逃人员进行定罪处罚。比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2009年,美国法院依据我国提供的大量证据材料对其定罪并判处25年监禁,此后该人一直羁押于美国,直到2018年美国按照司法程序对其作出遣返令后其才被遣返回国。
问:目前,国际追赃有哪些机制?
陈一峰:国际追赃,是指对涉嫌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嫌疑人携款外逃的,通过提请赃款赃物所在国冻结、扣押、没收、返还涉案犯罪资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此问题做了具体规定,要求各国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合作和协助。从工作实践来看,目前国际追赃主要有以下几种机制。
第一,多边、双边刑事、民事司法协助。多边、双边刑事、民事司法协助主要是指,我国法院依据我国法律作出针对境外赃款赃物的实质性的没收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的裁定或决定,再通过多边或双边的司法协助机制请求外国法院或主管机关承认并执行。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双边的安排返还其没收、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资产。
第二,通过资产流入国的国内刑事法律进行定罪处刑的方式进行追缴。通过资产流入国的国内刑事法律进行定罪处刑的方式追缴,是指通过外逃人员所在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其涉及的犯罪依照该国刑事法律作出判决并没收本案涉腐败资产,或者是在犯罪嫌疑人死亡、逃匿、缺席的情况下,通过非定罪处刑的形式没收其财产。在此基础上,再返还给请求国相关资产。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除刑事没收外,还设有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条件的民事没收制度。
第三,资产流入国涉外民事诉讼。资产流入国涉外民事诉讼是指,我国受害人在他国依据该国国内实体法及程序法,在该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针对外逃人员的民事诉讼,由该国法院作出民事判决或裁定来支持我国受害人关于案涉财产的所有权主张。
第四,行政途径。行政途径主要是指针对携款外逃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我国依据公约或互惠原则,向嫌犯所在地国提出引渡请求时,随附提出“移交赃款赃物”的请求。
第五,劝说外逃人员及其亲属主动退赃,回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种方式是一种法律之外的追赃形式,也是我国反腐败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效追赃形式。

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
对于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外,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归案;
向赃款赃物所在国请求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
查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在调查案件过程中设置防逃程序。
本条是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规定。
规定本条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中的组织协调、督促落实职责,推动国内有关单位积极履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职责。
本条分为三项。第一项规定了“追逃”。“反腐败国际追逃”,是指对于逃匿到国外的涉嫌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在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工作将其追捕归案。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引渡是利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开展境外追逃的正式渠道和理想方式,遣返、劝返、异地起诉等是引渡之外的替代措施。
一是引渡,是指根据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为基础,向外逃涉案人所在地国提出请求,将涉嫌犯罪人员移交给国内进行追诉和处罚。引渡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当前的主要原则有: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条约前置主义。
二是遣返,又称移民法遣返,是指由我国向外逃所在地国提供外逃人员违法犯罪线索和伪造护照等虚假身份情况,让所在地国根据移民法规,剥夺其居留地位并强制遣返至我国或第三国。
三是异地起诉,是指在我国无法行使管辖权时,通过让渡管辖权给外逃所在地国,支持外逃所在地国依据本地法律和我们提供的证据,对我国外逃人员进行定罪判刑。外逃人员被定罪判刑后,往往会被强制遣返,届时可将其递解回国接受法律制裁。
四是劝返,是指对外逃人员进行说服教育,使其主动回国,接受追诉、审判或执行刑罚。劝返是一项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手段是对犯罪嫌疑人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承诺从轻处理条件,促使其心理上发生根本转变。
五是非常规措施。比较常见的有两种,绑架,采用绑架的手段将在逃人员缉捕回国;诱捕,将犯罪嫌疑人引诱到诱骗国境内、国际公海、国际空域或有引渡条约的第三国,然后进行逮捕或引渡。由于未经主权国家的批准擅自开展调查活动,会触犯所在地国家刑事法律,构成非法拘禁罪或绑架罪,引发外交纠纷,因此,实践中,绑架或诱捕手段很少使用。
第二项规定了“追赃”。“反腐败国际追赃”,是指对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携款外逃的,通过提请赃款赃物所在国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追回犯罪资产。具体而言,开展追赃国际合作的手段主要有:
一是在开展引渡、遣返等追逃合作的同时,随附请求移交赃款赃物。针对携款外逃的贪污贿赂等犯罪嫌疑人,我国依据双边引渡条约或多边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或互惠原则,向嫌犯所在地国提出引渡请求时,一般情况下都会随附提出“移交赃款赃物”的请求,或在引渡的同时开展追赃国际合作。
二是协助赃款赃物所在地国根据其国内法启动追缴程序,然后予以没收和返还。西方国家大多详细规定了犯罪所得没收制度和资产返还程序,美国除刑事没收外,还设有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条件的民事没收制度。实践中,没收返还的范围还可及于犯罪所得或价值相当的财产、犯罪资产、设备或其他工具。
三是受害人或受害单位在赃款赃物所在地国,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追回犯罪资产。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因贪污、挪用公款、侵占等犯罪遭受物质损害的受害人,针对其受到损失的财产部分,有权以民事原告的身份向法院对侵权人提起财产侵权或确权的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被告返还侵权之物或赔偿损失。
四是在我国国内启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由法院作出没收判决后,请求赃款赃物所在地国予以承认与执行。刑事诉讼法设定了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规定犯罪嫌疑人逃匿或死亡,可由检察院提出申请,法院依法作出没收裁定,然后请求涉案资产所在地国予以承认和执行。
第三项规定了“防逃”。“防逃”,是指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和干部监督,查询、监控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其相关人员进出国和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完善防逃措施,防止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外逃。“未雨绸缪”胜过“亡羊补牢”,要坚持追逃防逃两手抓,在加大追逃力度的同时,做好防逃工作,建立健全不敢逃、不能逃的有效机制。
一是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有关组织和单位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把功夫下在平时,关口前移,做好预防工作。要及时掌握公职人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了解最新动态,对关键岗位人员多警醒,对苗头性问题多过问,对有外逃倾向的要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二是完善防逃措施,筑牢防逃堤坝。要严格执行公职人员护照管理、出入境审批报备制度,认真落实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相关管理规定,定期开展“裸官”清理,做好对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的抽查核实。监察机关、执法和司法机关查办案件要设置防逃程序,不能在立案前出现管控“真空”。对重点对象要及时采取监控措施,让企图外逃分子“触网”回头。要加强反洗钱工作,切断非法资金的外流渠道,冻结腐败分子在国内的动产不动产,堵住赃款外流渠道。
三是强化责任追究。被调查人外逃、赃款赃物转移,监察机关及相关部门都有责任。要强化责任意识,切实落实防逃各项任务部署。发现有严重职务违法犯罪情节的公职人员企图外逃要立即报告、迅速处置,该采取措施的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该立案调查的就要尽快调查。如果能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了问题不报告或采取措施不及时,都是失职失责,必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涉及面广、工作复杂,需要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发挥相关单位的职能作用。尤其是防逃工作,国内各相关单位不能各自为战,要协调配合,加强分析研判,发现公职人员可能外逃蛛丝马迹的,应当及时启动防范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近日证实,澳大利亚同意协助中方的追逃追赃行动,没收逃逸贪官资产的行动将在几周内展开。“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她说。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在犯罪分子潜逃目的地的主要国家中,澳大利亚第一个表态配合中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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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目前中国境外追逃有四大路径: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劝返。
引渡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截至2014年7月底,中国已经与3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并且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含有具体引渡条款的多边公约。
中国于2002年从泰国将挪用公款7.1亿元的广东省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原总经理陈满雄和法定代表人陈秋圆引渡回国,于2009年从阿尔巴尼亚将涉嫌特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沈磊引渡回国,途中还在意大利成功地实现了对沈磊的过境引渡。
移民法遣返
移民法遣返是在无引渡合作关系情况下实现对逃犯遣返的有效手段之一。2011年7月23日,厦门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被成功遣返。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学研究所教授黄风指出,追逃追赃并非易事,中国有关方面在争取赖昌星遣返上花了13年时间。这是因为,在实践中,中国的许多逃犯为对抗遣返都大打所谓被“迫害”或遭“酷刑”这两张牌,因此,要想把遣返非法者变为引渡的替代措施,不但需要赢得遣返国对中国刑事诉讼活动的理解和认可,而且需要使遣返国对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权保障制度抱有基本的信任。
异地追诉
异地追诉实现境外缉捕是第三条路径。具体地说,就是由中国主管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逃犯触犯该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
余振东、许超凡和许国俊是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平支行的三任行长,在2001年案发后三人立即潜逃。中方考虑到上述人员携款外逃的行为也同时触犯了美国的刑事法律,于是制订了这样的境外缉捕策略:支持并且协助美国主管机关以洗钱犯罪、违反移民法犯罪等理由在当地对他们实行缉捕并开展刑事追诉活动。面对强大的刑事追诉压力,余振东同美国刑事检控机关达成辩诉交易,承认所有被指控的犯罪,并表示自愿接受遣返。
许超凡和许国俊作出了既不认罪又不接受遣返的选择,分别被美国法院判处25年和22年监禁并留在当地监狱服刑。
劝返
第四条路径是劝返。针对一些思乡心切的外逃贪官,劝返往往会见效。如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逃到加拿大后靠给人装修房子为生。劝返行动组的人员与他接触了近1年,经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2012年8月,逃亡了7年多的高山终于对行动组成员表示,想回国与家人一起过生日。8月11日生日之前,高山回到了中国。
责编:水寒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大,令贪腐官员高度紧张。近期高层多次提出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意在扎紧反腐败的网口。如果网口不扎紧,会严重抵消国内反腐的力度
近日,中央纪委召开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指出,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外逃贪官”历来是各方关注的热点。从今年年初至今,中纪委、最高检已多次提出,加大追逃追赃力度,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大,令贪腐官员高度紧张。近期高层多次提出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意在扎紧反腐败的网口。如果网口不扎紧,会严重抵消国内反腐的力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外逃人员路径 2012年8月,潜逃加拿大近8年的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高山回国自首。
高山原任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回国前已获得加拿大永久居住权。
2005年1月4日,河松街支行数亿元存款资金人间蒸发。案发后,高山因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犯罪被警方通缉,但高山一家3口已于2004年最后一天出境。
后经查账,“高山案”涉案金额高达10亿元,其中数亿元被主要嫌疑人高山、李东哲转移至海外。
“近几年,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成效非常显著,一大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8年至2013年,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其中,2011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2013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
反腐专家将外逃犯罪嫌疑人的轨迹归纳如下: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猛捞一笔——辞职/不辞而别——藏匿寓所——获取身份。
“外逃人员主要涉嫌腐败和经济犯罪,出逃国外的目的就是享受。”黄风说,出逃前,这些人通常会做两件事:转移资产、办移民。
长期关注“外逃贪官”的黄风告诉记者,发达国家始终是外逃人员首选,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等各方面条件比较优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可以借助这些国家的法制对抗遣返和引渡。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外交、司法和金融等多种渠道,采取引渡、移民法遣返、劝返等多种手段,同时还涉及国际法和外国法律的许多问题。因此,这是一场攻坚战,又是一场持久战。
高层密集表态
追逃追赃历来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遏制腐败蔓延的重要手段。
今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了重要部署。
王岐山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
3月9日,监察部部长黄树贤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的力度。
3月1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指出,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
还是在3月,最高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追逃追赃工作的通知》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把追逃追赃工作放到与办案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无论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也无论逃了多长时间,都要坚持不懈地将他们缉捕归案,决不允许任何人逍遥法外。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对本地区所有立案后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案件进行一次全面彻底清理,摸清底数,建立和完善在逃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
“这是追逃追赃的基础性工作。”任建明说。
黄风认为,最高检的通知有两处亮点:一是要求建立在逃犯罪嫌疑人信息数据库,二是强调履行修改后刑诉法新增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5月14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再次提出,加强追逃追赃工作。
5月29日,中央纪委召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主持会议并讲话要求:把追逃追赃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决不让外逃腐败分子逍遥法外。
织密制度大网 在打击“外逃贪官”方面,我国在制度上的“补缺”一直在进行。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关于因公出国人员审查的规定》《关于因公出国人员审查的补充规定》《关于加强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出国(境)管理的通知》《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规范各级官员的出境行为。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加强抓捕外逃腐败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国际合作;2003年和2005年分别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7年,中国建立了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并于2011年9月在十省(市)启动了省级追逃防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显示,截至2013年5月,中国已与49个国家签订民、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与36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有专家认为,“没收程序”弥补了中国没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空缺——由于没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时,诉讼程序无法启动,而没有生效的法律文书,就不能提请《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最终,外逃嫌疑人犯罪所得的财产长期无法被追缴。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今年3月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公布了最新的内部机构调整方案,其中,把外事局与预防反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承担国际交流与合作事宜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等。
“国际合作局工作的重点,就是追逃追赃。”任建明说。
任建明还透露,针对追逃追赃工作,在近期召开的一次各部门联席会议上,相关领导指出,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在国内要加大部门之间的合作;总结之前成功追逃追赃的经验和不足,同时,对于立法上不利于追逃追赃的内容要进行修订。
追逃追赃并重
尽管制度在不断完善,执行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我国在追逃追赃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在追逃方面,对外逃人员自首的认定各地法院不统一,会影响追逃的效果。
黄风认为,对于逃往境外人员,在自首认定问题上不宜照搬国内标准。如果在国外已经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已经进入引渡程序或遣返程序,外逃人员放弃对抗,自愿接受引渡或遣返,从而使外国的有关审查程序省略或者终止,就可以认为是“自动投案”。
“这方面,我国需要出台司法解释,来明确和完善关于逃往境外人员自首认定的标准。”黄风说。
再说追赃。我国对外逃人员的重点仍然放在追逃上,对于追赃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黄风认为,只追逃不追赃不仅在法律上不科学,实际上也影响了追逃的效果。
这是因为,外逃人员大多把资产转移到境外,他们之所以能够穷尽所有法律程序对抗遣返、引渡来拖延时间,就是因为有经济的支撑。
因此,切断经济来源,这是追逃的重要辅助手段。
在追赃方面,我国还没有建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要求的相互执行没收令的制度,现有的没收制度比较滞后。
此外,各国都欢迎资金流入,有时可能因本国经济利益而不那么情愿满足资金流出国提出的追缴和返还请求,而且调查、控制、没收、返还财产还需一定投入,因此有些国家态度消极,不愿为挽回别国经济损失付出资源代价。
从近几年的重大腐败案件来看,“外逃贪官”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财产最常采用的是洗钱手段,比如在境外注册空壳公司等方式掩盖巨额资金的划转、取得或使用。
我国的洗钱罪通常仅限定于“协助”上游犯罪人掩盖或者转移犯罪收益的行为,但贪污受贿者自行通过洗钱向外国转移财产是不被单独定罪的,只被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黄风建议,加强反洗钱的监管,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房地产商纳入反洗钱义务人行列;同时,尽快改革反洗钱刑事法制,将上游犯罪行为人采用非法手段向境外转移犯罪资产的行为规定为洗钱犯罪,单独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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